F院确认：街道办强拆违F。
同一F院在不同审理环节出现法律适用观点差异：在确认强拆违F案件中，认定强拆和“征收补偿”无关；在行政赔偿案件中，裁判思路变为：案涉房屋损失可参照“征收补偿”处理，而相关补偿决定在强拆一年多后方才生效。
原告曾望思手持确认强拆违F的胜诉判决，却五年未能领取赔偿款项。本案折射出行政赔偿司F实务中的突出争议问题，值得法治层面深思。
发自广东深圳
一、基本事实：强拆已被确认违F，当事人赔偿诉求历经多轮程序未获支持
2021年1月19日，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街道办事处在未送达相关法律文书、未申请F院强制执行的情形下，趁原告曾望思因疫情暂住女儿家中，以“D级危房”名义撬锁拆除其名下产权清晰、持有合法房地产证的自住房屋（建筑面积91.06平方米）。拆除作业过程中，屋内物品未清点、未登记、未办理公证手续。
2022年7月20日，深圳市中级人民F院作出（2021）粤03行终1046号终审判决，确认东湖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行为违F，裁判理由为：街道办无权自行以自身名义实施强制拆除，相关处置工作应先行报请区政F启动应急处置流程。
强拆行为被生效裁判确认违F后，曾望思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。该案先后经过盐田区人民F院一审、深圳市中级人民F院二审、广东省高级人民F院再审，还经过广东省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监督审查，当事人的赔偿诉求均未得到支持。
F院审理主要裁判逻辑：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F作出的罗府函〔2020〕142号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》已经生效，涉案房屋价值损失可通过行政补偿路径救济，曾望思应当依照补偿决定向征收主管部门主张相关权益，不宜通过国家赔偿诉讼途径解决。
但该补偿决定于2022年11月3日经广东省高院二审裁判确认生效，拆除行为发生在2021年1月19日，拆除事实发生时间早于补偿决定生效时间一年十个月，由此产生法律适用层面的学术与实务争议。
二、从当事人及法理视角，本案在法律适用层面存在五大争议焦点
综合一、二审判决书、再审裁定及检察院不支持监督决定书，结合现行法律法规，从法律理论和当事人主张角度，本案审理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多处观点分歧：
争议一：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法律关系如何区分，能否以补偿路径吸纳赔偿诉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》第二条规定，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F行使职权造成损害的，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。行政补偿针对合法行政征收行为，行政赔偿指向违F履职造成的损害，二者法律属性、责任主体、适用程序均存在明显区别。
本案强拆已被生效判决确认违F，若走行政赔偿，赔偿责任主体为东湖街道办事处；案涉征收补偿决定由罗湖区政F作出，补偿责任主体为征收主管单位。裁判中将违F强拆产生的损害救济归入征收补偿体系，在当事人看来，存在用补偿制度覆盖违F行政赔偿责任的不同理解，也使得确认强拆违F的判决难以落地兑现赔偿权益。
争议二：事后生效的补偿文件，能否作为此前违F强拆损失认定的裁判依据
涉案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》2022年11月3日生效，远晚于2021年1月19日的拆房时间。裁判文书采信该生效补偿决定作为阻却国家赔偿的理由，但未就文书生效时间滞后于拆房时间作出专门释法说明。
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法理，后续生效的行政文件，原则上不能作为评价此前已发生违F行政行为损害后果的依据。拆除发生时，补偿决定尚处于司F审理阶段、未发生法律效力，房屋毁损由强制拆除行为直接造成，由此引发业界对于能否以后续补偿文件免除前期违F赔偿责任的法律探讨。
争议三：F院是否需要对直接损失作出实体赔付裁量，还是交由行政机关处置
《最高人民F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七条明确，违F征收征用土地、房屋，人民F院判决给予被征收人的行政赔偿，不得少于被征收人依法应当获得的安置补偿权益。
曾望思起诉时明确列明房屋本体、装修、室内财物、资金利息等多项损失诉求，客观上可依托征收补偿标准、资产评估材料核算损失金额。但全流程裁判均指引当事人通过征收补偿渠道维权，未在赔偿诉讼中核算具体赔付数额，当事人就此产生F院未实体处理赔偿争议、案件被退回行政环节处理的不同看法。
争议四：行政赔偿案件举证责任分配适用规则存在分歧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，在行政赔偿案件中，因被告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，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。
东湖街道实施拆除时未依规清点、登记屋内财物，也未通知当事人到场，客观造成原告难以完整举证物品损失。按照举证倒置规则，财物损失的举证义务本应由行政机关承担。案件审理中，F院要求原告举证证明财物具体损失，并以举证不足驳回相关主张；行政机关提交的物品清单、影像资料缺少公证佐证与当事人确认，却被F院采信，当事人对本案证据采信规则的适用存在不同意见。
争议五：同一F院针对同一拆除事实前后裁判定性出现适用思路差异，引发业内讨论
在确认强拆违F的（2021）粤0308行初1151号案件中，F院裁判观点为：案涉拆除系以危房认定实施，和房屋征收补偿没有关联。
后续行政赔偿诉讼中，同一F院裁判思路变更为相关损失参照征收补偿处理。上述差异源于两案审理标的、审理方向不同，属于法律适用层面的不同考量，该情形也容易让当事人对裁判标准统一性产生困惑。
三、房屋价值赔偿标准问题：补偿标准与赔偿金额认定的实务分歧
曾望思房屋为合法商品住房，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及深圳地方政策，被征收房屋补偿价格不能低于市场评估价。罗湖区政F补偿决定书载明货币补偿合计721万余元，涵盖房屋价款、装修、搬迁、安置补助等项目，该补偿数额被当事人视作违F强拆赔偿的最低参考标准。
但相关赔偿裁判未对房屋损失价值单独核查认定，仅指引当事人通过征收补偿程序维权。目前相关补偿因安置房源为期房、区位待定等问题未能落地，出现行政机关违F拆除、当事人难以及时拿到足额赔付的现实问题。
四、结语：完善制度衔接，避免“确认违F却难以获赔”的现实困境
曾望思的维权遭遇并非个例。各地征地拆迁实务里，部分行政机关以危房整治、应急避险为由绕开法定程序实施拆除，F院确认拆除违F后，常以存在征收补偿决定为由驳回赔偿诉求，形成“确认违F、无法获赔、当事人持续维权”的现实困境。
本案暴露出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制度衔接、裁判尺度统一等方面的现实难题。为此提出几点完善方向：
1. 上级司F机关可结合个案依法依规开展案件复查工作，理顺“以补偿代赔偿”带来的法律适用矛盾；
2. 厘清行政赔偿、行政补偿边界，违F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，由侵权机关依法承担赔偿责任，不能直接用征收补偿替代国家赔偿；
3. 行政赔偿诉讼中，F院依法对当事人直接损失核算裁判，实质性化解赔偿纠纷；
4. 统一同类案件裁判尺度，缩减同一事实裁判观点相悖的情形。
胜诉确认强拆违F的当事人，理应依法获得合理损害救济。法治落地，既要划定行政机关履职红线，也要保障受损群众依法获赔的法定权利。
补充说明：本文仅为法理探讨与实务现象分析，尊重各级人民F院、检察机关作出的全部生效法律文书与裁判结果。
曾望思，69岁，中共党员，深圳市罗湖区应急管理局退休公务员。
（本文引用的法律文书：深圳市中级人民F院（2021）粤03行终1046号行政判决书、（2023）粤03行赔终6号行政赔偿判决书；广东省高级人民F院（2023）粤行赔申294号行政裁定书；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深检行监〔2024〕62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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